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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章 从雅典到费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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杰弗逊和他的同伴们

写下了伟大的《独立宣言》,

这份宣言蕴含着独立、自由、

平等、科学、民主、法治等种种精神,

而这些,正是美国的国家精神。

民主是个意外

战国前夕,当时叫做晋国现在叫做山西的地方发生了一起谋杀案。世袭的晋国大夫赵桓子去世后,其子立即被族人集体谋杀。理由是赵桓子的继位,原本就不符合前任赵襄子的遗愿。因此,他儿子不但不能袭爵,还必须被杀掉。

也就在同一年,雅典街头有个卖香肠的却被撺掇着去当政治家,因为他被认为具有一切民主派人士的共同特点:出身卑贱,会做买卖,厚颜无耻,蛮不讲理,全家老小都是无赖。一位将军对他说:你以为什么人能当人民领袖?不是要有学问,也不是要有道德,而是既卑鄙又无知。

哈哈,太好玩了!

当然,雅典发生的事情,不是史实,而是剧情,是古希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讽刺喜剧《骑士》中的情节。这出戏就是在晋国那个倒霉鬼被杀的公元前424年公开上演的,还得了头奖,因此它又是历史,或可以看作历史。它至少说明,在当时的雅典,很有一些人对民主政治不以为然。

这就意味深长。

众所周知,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例,它在后世是被当作成功的典范而备受推崇的。然而谁能想到,当时竟会遭到如此嘲讽?更具讽刺意味的是,喜剧原本也是最具民主性的艺术样式。喜剧,尤其是讽刺喜剧,只有在民主的氛围中才会有立足之地。也只有在民主国家,喜剧家才能真正享受到最充分的言论自由,不用惧怕因为刺痛了某些权势人物而受到政治迫害。可是,这种最民主的艺术却被用来嘲讽民主,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!

然而只要转念一想,我们就会发现这恰恰是民主制度的优越所在。想想看吧,反对民主的人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反对,还能获得满堂喝彩,请问还有什么制度比这更不坏呢?

但这个“最不坏的制度”在当时却是异类,甚至意外。

看看左邻右舍就知道。

事实上,雅典试行和实行民主的那两个半世纪,世界格局绝非民主浪潮风起云涌,而是君主制度遍地开花。埃及,早在雅典民主改革两千五百年前,就建立了第一王朝,此刻正一会儿变成波斯人的王朝,一会儿变成埃及人的王朝。西亚,则从雅典实行民主制度的一千七百年前起,便走马灯似的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王国:阿卡德、巴比伦、赫梯、以色列-犹太,然后是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。跟雅典同时代的印度和中国,则都在走向中央集权——中国从春秋战国走向大秦帝国,印度从列国时代走向孔雀王朝。有人搞民主吗?没有。

就连希腊本土,也是三种政体并行不悖:雅典,民主政治;科林斯,寡头政治;斯巴达,贵族政治。在文明的起点上,希腊人也分道扬镳。[1]

民主的雅典,渺小而孤独。[2]

因此,当阿里斯托芬使用他的民主权利尽情嘲讽民主制度时,他当然不会想到,在雅典2550平方公里土地上进行的政治实践,连同它的成功与失败,经验和教训,都将成为种子,成为泉眼。千百年后,这种子会长成参天大树,这泉眼会变成滔滔江河,变成“顺之者昌逆之者亡”的世界潮流。

事实雄辩地证明了,一种制度、一种精神和一种文明,只要符合人类的共同人性和共同价值,就总有一天会产生出来,哪怕当时只是意外。问题仅仅在于:意外是怎么发生的,特例又为什么会变成通例?

这得先让希腊人来回答。

山那边是海

柏拉图说,希腊人是“围着池塘的蚂蚁和青蛙”。

这个池塘叫爱琴海。

爱琴海是希腊人的母亲。她就像从海水的泡沫里创造阿芙洛狄忒(维纳斯)一样,把希腊人创造了出来。在欧洲,没有哪个地区会像希腊那样拥有如此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,以及如此众多的岛屿。站在希腊任何一个山顶,你看到的都将是蓝天白云下那浩瀚的大海,一望无际。

这是一个海阔天空、无拘无束的自由世界。

如此开放的视野,是让人心胸开阔的。何况还有冬天和暖的阳光,夏天凉爽的信风,这至少保证了他们在露天广场召开公民会议,将不成问题。

只有一样东西神没给他们——肥沃的土壤。

的确,希腊的山坡是荒凉的,土壤是贫瘠的,许多地方寸草不生。适合生长的,主要是葡萄藤和橄榄树;适合生产的,则是葡萄酒和橄榄油,还有盛放它们的陶罐。这些产品很容易就能变成商品,贩运到埃及、波斯、马其顿等地,换取自己需要的粮食、木材和日用品。

于是希腊人说:好吧,我们航海去!

航海是自由的旅行。在滑翔机和降落伞发明之前,航海无疑最能让人体会到什么是自由,也最能让人明白什么是责任和理性。在航海中,任何头脑发热的轻举妄动和不负责任的胡作非为,都可能导致葬身鱼腹的灭顶之灾。希腊文明中一直有着自由和理性的精神,请不要忘记航海的作用。

还有殖民和经商。

殖民和经商也是希腊人的拿手好戏。据统计,公元前8世纪到前6世纪,参加殖民的城邦有四十多个,派生出来的城邦则有一百三十多个,跟爱琴海的岛屿一样繁多。它们的共同特点是“小国寡民”,比如厄齐那城邦就只有一百平方公里。但这些“小不点”却不畏强权。公元前492年,波斯国王大流士(Darius)要求希腊各邦臣服,外交辞令叫“贡献水和土”。结果,帝国的使者在雅典被扔进了深渊,在斯巴达被扔进了水井。希腊人说:要水土,自己去取!

接下来,便是希腊人在马拉松和萨拉米以弱胜强,两次大败武装到牙齿的波斯军队。可爱的蓝精灵终于斗败了格格巫,这就再次证明,自由的精神一旦被自由的人民所掌握,将会转化成怎样的力量。

真正自由的,也一定是真正独立的。希腊城邦制度和殖民事业的一个重要特征,就是“独立”。不管这些大小城邦之间是什么关系,是兄弟,还是朋友,或者母子;也不管它们选择什么样的政治体制,是民主政治,还是寡头政治,或者贵族政治,都各自为政、自行其是。没有人能够凌驾于这些城邦之上,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。

希腊,是没有“周天子”的。

实际上,希腊人如此热衷于殖民,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独立。也就是说,一个部落或城邦的大家族如果人口过剩,那些地位相对较低、又不甘心被边缘化和底层化的“调皮捣蛋分子”,就会选择远走他乡,自立门户。他们的态度也很明朗:如果殖民成功,那就分庭抗礼;如果失败,则宁肯到“蛮邦”去当雇佣兵或打工仔,也不会回来做那“凤尾”。

独立自由,比荣华富贵更重要。

这就是海的儿子希腊人。航海让他们体会到自由,殖民让他们懂得了独立。那么,经商的意义又是什么?

学会平等。

一刀两断

平等是商业活动的基本前提。[3]

人类为什么要有商业?因为需要交换。为什么能有商业?因为可以商量。因此,真正的商品经济,一定是公买公卖、平等互利的,也一定是成交自由、可以讲价的。这就必须独立。独立才平等,平等才自由。

谁必须独立?从哪里独立?

每个个人,都从氏族血缘组织中独立出来。

为什么要独立出来?氏族内部不平等吗?平等。但这种平等是靠不住的,因为每个成员都不能脱离组织而单独存在。绝大多数原始民族或者有图腾,或者要文身,就是为了保证自己安全地生活在族的羽翼之下。

这其实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。因此,当氏族从部落变成国家,族民就会从“对组织的依附”变成“对个人的依附”。起先是依附于酋长,然后是依附于国君,君主制就这样产生。

显然,必须跟所有的依附对象都一刀两断。

而且首当其冲的就是氏族组织。

这是需要“刀子”的。

刀子就是契机。没有契机的其他古老民族,都走向了君主制。只有希腊人,还有后来的罗马人,是个例外。

跟中国农民的进城赶集不同,希腊人的商业贸易是专业化和远距离的,也是跨氏族、跨地域,甚至跨国界的。他们很可能会跑到北非,跑到西西里,跑到小亚细亚,面对素不相识的异族讨价还价,把大批的物质倒来倒去。

这就有了三个前提,三个要求:一、产权明晰;二、独立自主;三、使用货币。也就是说,他们必须是独立的民事责任人,有权自作主张买卖商品、处分财产、敲定价格。事实上,在没有电报、电话和伊妹儿的时代,要求漂洋过海的商人每笔买卖都向氏族部落请示汇报,简直搞笑!

何况,他们还很可能在异邦娶妻生子安家落户再不回来。

那好,我们分家。

分家也不是“包产到户”。户是没有的,分到财产的是独立的个人。这是历史上最彻底的私有制——财产归每个个人所有,而且神圣不可侵犯。

希腊人,经济独立了。

经济独立的结果,是人格的独立;人格独立的结果,则是意志的自由。事实上,一个人只要不必依靠别人的施舍和恩赐过日子,他就不必看别人的眼色,听别人的摆布。同样,如果他能自由地处分自己的财产,他也就能够自由地处分自己的一切,包括处分自己的身体、思想、言论、政治立场和社会态度。比方说,爱上谁就跟谁做爱,支持谁就投谁一票,喜欢谁就做谁的粉丝,反对谁就骂他个狗血喷头。

相反,如果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”,所有人都没有彻底的产权,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财产,必定“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”,谁都不独立,谁都不自由。包括至高无上的天子,也得向皇天上帝俯首称臣。

独立人格,自由意志,真是何其重要乃尔!

希腊文明的内核和精髓,也就在这里了。难怪马克思要把希腊的这段历史,称之为人类童年时代“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”;也难怪恩格斯在说到希腊人的革命时,使用了“炸毁”两个字。是的,由于航海、殖民和经商这三个炸药包,氏族血缘组织被炸得粉碎,人身依附关系被炸得粉碎,史前文明的所有优点和缺点也被炸得粉碎。希腊人,直接从族民变成了公民。[4]

再见了爹妈,咱们从此平起平坐,咱们从此各自保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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