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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章 根本所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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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群体意识为内核,

忧患和乐观为翅膀,

人本、现实、艺术为精神,

井田、封建、宗法、礼乐为制度,

都因为周是农业民族。

黑名单

当周人创造出井田制、封建制、宗法制和礼乐制的时候,世界上许多民族还迷迷瞪瞪。南亚,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哈拉巴文明已与世长辞,还留下了几百年的空白。未来文明的主角雅利安人,正摸着石头渡过印度河。西亚,巴比伦国内乱作一团,犹太人则刚刚建立他们的希伯来王国。南欧,希腊人打完了特洛伊战争,却仍然停留在“尧舜时代”。大洋彼岸的中美洲,奥尔梅克文明就像他们的巨石人像,只有脑袋没有身子。至于现在属于欧盟的大多数地方,要么荒无人烟,要么住着野蛮人。北美和大洋洲,则基本上是不毛之地。

可以比较的,是埃及和亚述。

埃及中央集权的时间最早,比西周建立国家联盟都早了两千年,比秦汉建立集权帝国则早了两千八百多年。公元前3100年,纳尔迈(美尼斯)兼并上下埃及,建立了“第一王朝”。当然,这件事跟周革殷命并不完全相同。周人是小鱼吃了大鱼,纳尔迈则是把两条鱼并在了一起。但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,那就是如何安定人心,巩固政权。

纳尔迈的办法是两次加冕。

事实上,纳尔迈原本是上埃及国王,头戴白色王冠,以鹰为保护神,百合花为国徽。下埃及的国王则头戴红色王冠,以蛇为保护神,蜜蜂为国徽。于是纳尔迈便在上下埃及各加冕一次,然后在不同场合戴不同的王冠,表示他既是上埃及的君,也是下埃及的主,只有保护神仍是神鹰荷鲁斯。

这当然很聪明,但武王和周公更智慧。他们不但给自己加冕,也给各路诸侯加冕,还授予诸侯们分封大夫的加冕权。结果方方面面、上上下下,都弹冠相庆,冠冕堂皇。相比之下,纳尔迈只给自己加冕,就收买不了那么多人心。

更何况,这种自己给自己加官进爵的事,谁不会做?最后,那王冠便戴到了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头上。

再看亚述。

亚述也曾经是两河流域的“天下之王”,这是一位古亚述国王的原话。这位国王在世时,我们这边商汤灭了夏桀,埃及的中王国则被希克索斯人所灭。不过古亚述这“天下之王”并没做多久,真正崛起的是古巴比伦。[1]

但到我们的东周时期,亚述却突然空前强大。亚述先后征服了小亚细亚东部、叙利亚、腓尼基、以色列和巴比伦尼亚,后来又侵入阿拉伯半岛,征服埃及,毁灭埃兰,成为不可一世的帝国。这个帝国横跨西亚和北非,将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这两大古老文明,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。

一个国家有如此众多的民族、如此辽阔的领土,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。

亚述面临的挑战,不亚于周。

然而他们的办法却似乎只有一个:杀人。亚述国王的残暴令人发指,屠城和虐俘的记录则不绝于史书。亚述铭文中居然充斥着这样的句子:我像割草一样割下他们的头颅,我像踏板凳一样踏在巴比伦王的脖子上,谁敢造反我就把他的皮剥下来铺在死人堆上,我要用他们的尸体把城市的街道填平。他们甚至一把火烧毁了巴比伦城,还把灰烬作为纪念品带回去供在自己的神庙里。[2]

结果是什么呢?是他们的文明连同他们的帝国一并灭亡,而且不再复活,尽管亚述堪称人类历史上的“第一帝国”(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《两汉两罗马》)。

跟亚述一样上了“文明毁灭黑名单”的,还有埃及、巴比伦、哈拉巴、克里特、奥尔梅克、赫梯、波斯、玛雅等等,不下二三十种。历史的进程确实残酷。

延绵不绝的是中华文明,起死回生的则是希腊—罗马文明。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虽然不复存在,却“人虽亡而政不息”,反倒波澜壮阔地发展为西方文明。与此同时,伊斯兰文明后发制人,勃然崛起,席卷全球。不难预测,未来世界恐怕将只能是西方文明、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唱主角。

问题是,何以如此?

这是一个“斯芬克斯之谜”。

斯芬克斯之谜

斯芬克斯,是希腊人对狮身人面像的称呼。不过,古希腊的斯芬克斯却有两只翅膀。这就比古埃及那个长着石灰石脑袋的家伙显得轻盈娟秀,也就能超越时空从雅典飞到费城。

翅膀是重要的。

是啊,没有翅膀就不能飞向远方。但怎样飞翔,却还要看是什么样的翅膀。[3]

中华的翅膀,是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。

的确,忧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底色。从《诗·小雅·小旻》的“战战兢兢,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”,到孟子的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,再到以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国歌,忧患意识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史。

这是对的。历史的经验证明,任何一个政权,忧患则生,安乐则死。个人也一样。所以,士大夫固然要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(范仲淹),诗人们也得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(辛弃疾),因为“忧从中来,不可断绝”(曹操)。甚至就连妓女丫环、贩夫走卒、引车卖浆之流,据说也懂得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道理,从而忧国忧民。

但,我们民族又是乐观的。我们相信“天遂人愿”,相信“善恶有报”,相信“事在人为”,相信“事情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”,即便有了坏事也“焉知非福”。因此,我们“不改其乐”,哪怕“苦中取乐”,也总归“乐在其中”。

既忧患又乐观,就有礼有乐。礼就是理,讲伦理,讲秩序,体现忧患;乐就是乐,讲快乐,讲和谐,造就乐观。礼和乐,是两个基本点,也是两只翅膀。

那么,希腊的翅膀是什么?

科学精神和艺术气质。

正如罗马人痴迷于法律,希腊人则陶醉于科学。希腊人的科学不是实用主义的,他们是“为思想而思想,为科学而科学”。所以,他们能把埃及人用于测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术变成几何学,也能把巴比伦的占星术变成天文学。有科学这双翅膀,希腊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、美索不达米亚妈妈,成为第二代文明中的佼佼者。

然而希腊人又极具艺术气质。正如马克思所说,他们是“正常的儿童”,也是人类童年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,因此能“为艺术而艺术,为审美而审美”。这种纯粹,使他们即便是在纵欲和淫乐时,也毫无负罪感,更不会道貌岸然。只要干得漂亮,不管是谈天说地,还是寻欢作乐,都会得到满堂喝彩,而且喝彩的既包括朋友,也包括敌人。[4]

由此可见,科学和艺术,在希腊人那里是对立的,也是统一的。它们统一于单纯,统一于天然,统一于率真。事实上,希腊艺术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统一。它们在尼采那里被分别叫做“酒神精神”(狄俄尼索斯精神)和“日神精神”(阿波罗精神),前者体现于音乐,后者体现于造型艺术,尤其是雕塑。

希腊精神是互补的。

同样,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,也是一个互补结构。忧患是底色,乐观是表情,正如希腊艺术气质的背后,其实是科学精神。它们对立统一,相辅相成,缺一不可,共同塑造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风貌。

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——那些毁灭了的文明,很可能都是一条腿在走路。

然而希腊与中华,却又迥异其趣。

总体上说,希腊文明是外向和进取的,中华文明则是内向和求稳的。我们的忧患,其实是对乱的恐惧,对治的祈求。因此,尽管两种文明都有翅膀,飞行方式却截然不同。希腊人是远航,我们是盘旋。因为远航,他们浴火重生;因为盘旋,我们超级稳定。秦汉以后,甚至西周以后,无论怎样治乱循环改朝换代,都万变不离其宗。

这又是为什么?

文化内核

原因在“文化内核”。

什么是文化?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。任何时代的任何民族都要生存,都要发展,这是相同的。但如何生存,如何发展,各自不同。不同在哪里?在方式。比如有的靠游牧,有的靠农耕,有的靠商贸,有的靠掠夺。海盗和山贼,也是有“文化”的。

文化,就是方式。

但,任何一个文化成熟的民族,都会有一个总方式。正是这个总方式,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具体方式,包括为什么西方人吃饭用刀叉,中国人用筷子;也包括为什么西方人喜欢十字架,中国人喜欢太极图。

这个总方式,就叫“文化内核”。

那么,它是什么?

西方是个体意识,中华是群体意识。

我们知道,人,是“个体的存在物”,也是“社会的存在物”。没有个体,不可能构成社会;离开社会,个体又不能生存。因此,任何民族,任何时代,任何社会,都有一个群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,无一例外。

区别只在于,以谁为“本位”。

所谓“个体意识”,就是“以个人为本位”,叫“个人本位主义”,简称“个人主义”。个人主义不是自私自利,不是唯我独尊,更不是损人利己。相反,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反倒有可能会利他,因为利他其实是可以利己的。

这里面当然也有各种情况。境界高一点的人认为,利他能给自己带来快乐,这就叫助人为乐。境界低一点的则认为,通过利他来利己,比通过损人来利己,风险更小而效益更高,这就叫人我两利。至少,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不会损害他人。因为他很清楚,我是个人,别人也是。我有个人利益,别人也有。我的个人利益不想被损害,别人也会这样想。既然如此,那就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。

但无论哪种,有一点是相同的——个体本位,个人优先。不是什么“大河不满小河干”,而是没有涓涓细流,就没有大江大海。因此,即便为了集体利益,也得保护个人。

群体意识则相反。

所谓“群体意识”,就是“以群体为本位”,包括在思想意识和观念上,认为先有群体,后有个体;先有社会,后有个人。族群、社会和国家在个人之上,个人则是其中的一分子,一损俱损,一荣俱荣。

因此,个人的价值,首先体现于他所属的群体,比如家族和单位;个人的功过,也影响到甚至决定着整个群体的荣辱。一人得道,鸡犬升天;一人获罪,满门抄斩。这就叫“以群体意识为文化内核”。

问题是,文化内核不同,又怎么样呢?

翅膀便不同。

希腊人和西方人既然是个人本位的,组成社会就只能靠“非人的第三者”,比如契约。这就必须理性,而且得是科学理性。他必须像看待数学题一样看待社会问题,像遵守运算法则一样遵守社会规范。但同时,又必须有一个出口,以便在被规范和压抑之余,感性冲动也能得到宣泄和释放。

这就有了艺术。

艺术是狄俄尼索斯的世界。在那里,他们不妨酩酊大醉,激情迸发,为所欲为。如此一番放纵之后,就可以心平气和地回到阿波罗身边,继续理性静观和遵纪守法。狂欢节的意义,即在于此。

所以,希腊人有两只翅膀:科学与艺术;罗马人也有两只翅膀:法律与宗教。它们都是互补结构,也都体现了个体意识。因为这两只翅膀就像十字架,以自我为中心向外伸展,最后又回到了自己。

实际上,当希腊人体现科学精神时,他们面对的是自然界;体现艺术气质时,他们面对的是人自己。这就正如罗马人,面对法律,看见的是物;面对上帝,看见的是心。

群体与个体的矛盾,就这样得到了化解,实现了平衡。

只不过,当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时,罗马文明也走到了尽头(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《两汉两罗马》)。那两只翅膀帮助西方现代文明起飞,要到文艺复兴之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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