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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 这世界有救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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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要仁爱要兼爱

第一个站出来反孔的,是墨子。

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。他跟孔子一样,也认为这世界之所以出问题,是因为没有爱。因此,他跟孔子有三点相同:这世界有救,救世的药方就是爱,应该以救世为己任。这是墨家与道家和法家的不同。

但,墨子反对仁爱,也反对礼乐。

在墨子和墨家学派看来,儒家不过江湖骗子,礼乐则既虚伪又无聊。比方说,礼制规定,肉类切割的方式不合规矩就不能吃,叫“割不正不食”;席位摆放的方向不对就不能坐,叫“席不正不坐”。这些都没什么道理,却是孔丘他们竭力推行的主张。[15]

那么,这些繁文缛节,儒家自己做得到吗?

做不到。

墨子说,孔丘周游列国困于陈、蔡之间时,子路蒸了一只小猪给他,他不问来路就吃了。子路剥下别人的衣服去换酒,他也不问来源就喝了。后来回到鲁国,却又“割不正不食,席不正不坐”,俨然君子。子路问他为什么一前一后判若两人,孔丘居然说,那时求生,此刻求义呀!

好嘛!肚子饿就不惜妄取,吃饱了就装模作样,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奸诈虚伪的吗?[16]

当然没有。

问题是,这故事可靠吗?

不可靠。它甚至多半是墨子的学生编出来,用于嘲笑儒家的。但代表墨子的思想,则没有问题。[17]

实际上墨子对儒家的攻击不遗余力。《墨子》一书中的《非乐》、《非命》、《非儒》,便可以称之为墨子的“三大批判”——礼乐之批判,天命之批判,儒学之批判。不过墨子最反对的,还是仁爱。

奇怪!墨子不是主张以爱救世吗?

如果不要仁爱,那他要什么?

兼爱。

仁爱与兼爱,有区别吗?

有。

区别就在于仁爱的出发点是亲情,即父母子女之间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爱。然后将心比心,由此及彼,推己及人,从爱父母子女,到父老乡亲,到华夏族人,到蛮夷戎狄。最后,让世界充满爱。

显然,这里面有先后,有等级。

兼爱则相反,主张不分男女老少、亲疏远近、尊卑贵贱,一视同仁地爱,类似于西方人的博爱。不过,西方人讲博爱,是因为有上帝,有信仰。墨子的兼爱,却来历不明。但总之,仁爱有差别,兼爱无差别。

那么,兼爱和仁爱,哪个对?

这需要证明。

于是,墨家假设一位名叫巫马子的儒生发表宣言:我爱邻国超过爱远国,爱本国超过爱邻国,爱老乡超过爱国民,爱族人超过爱老乡,爱双亲超过爱族人。这话虽未必有人明确说过,却符合仁爱的原则。

那么,接下来的逻辑结论是什么呢?

爱自己超过爱双亲。

这当然绝不可能是儒家的主张,但这个逻辑推理却是成立的。就连儒家自己恐怕也永远都无法解释,为什么应该“爱双亲超过爱族人”,却不可以“爱自己超过爱双亲”。

无疑,这是仁爱学说的死穴。

更要命的是,墨家从“爱自己超过爱双亲”出发,又替巫马子得出一个结论:

我只可能损人利己,不可能舍己为人。

于是墨子问:先生的主义,是准备藏在心里呢,还是打算告诉别人?

巫马子说:为什么要藏起来?当然告诉别人。

墨子说:那好,你死定了。

此话怎讲?

墨子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——

你的主义宣布后,人们的态度无非两种,一是赞成,二是反对。赞成的人会照你说的做,而且首先就杀你来利他自己,因为对于他来说,你就是别人。所以,有一个人赞成你的主义,就有一个人来杀你;有十个人赞成,就有十个人来杀;如果天下人都赞成,天下人都会杀你。

反对的人又会怎么样呢?

他们会认为你妖言惑众,也要杀你。所以,有一个人反对你的主义,就有一个人来杀你;有十个人反对,就有十个人来杀;天下人都反对,天下人就都来杀你。

好嘛!赞成的人也杀你,反对的人也杀你,请问,你是不是死定了?

巫马子无言以对。[18]

这当然又是墨子学生编出来的故事。但学生的故事编得这么好,先生的逻辑恐怕更加强大。实际上,就连辩才无碍如孟子,后来与墨家的一位信徒辩论时也只能这样问:先生当真相信爱邻居的孩子,能够跟爱哥哥的孩子一样吗?[19]

然而孟子这弱弱的一问,却有雷霆万钧之力。实际上儒墨两家的最大区别,就在于仁爱是有源之水,兼爱是无根之木。墨子始终没能说清楚,我们凭什么要一视同仁毫无差别地去爱所有人。是啊,凭什么呢?

相反,儒家的仁爱尽管问题多多,却有人之天性为根据,人之常情做基础。基础不牢,地动山摇。墨家的一落千丈,儒家的最后胜出,都不是没有道理的。[20]

不过,对于救世之争而言,重要的还不是怎么救,而是救不救。事实上就有人不主张救。在他看来,这世界根本就没得救,也不该救,不能救。就算当真要救,有用的也不是仁爱或兼爱,而是不爱。

这个人,就是庄子。

不救才有救

庄子和庄子学派跟墨家一样,也认为礼乐虚伪。而且,他们也喜欢编故事嘲笑儒家。

有个故事是这么说的:一天晚上,两个儒家之徒去盗墓。大儒在地面望风,小儒在墓里作案。大儒问:天快亮了,怎么样了?小儒答:还没解开衣服呢!这死人嘴里有颗珠子。不过,这番对话是吟诗。

大儒问:东方作矣,事之何若?

小儒答:未解裙襦,口中有珠。

接着,那小儒一边在死人嘴里挖珠子,一边吟唱:青青之麦,生于陵陂(读如杯)。生不布施,死何含珠为!翻译过来就是:绿油油的麦子,长在山坡坡。活着不捐善款,死了含颗珠子干什么?[21]

偷人东西,还要吟诗作赋讲大道理,不虚伪吗?

实际上在庄子看来,儒家和儒家伦理,是不折不扣的大奸大伪;而世俗所谓智慧,则都是为盗贼准备的。比方说,为了防贼,人们总喜欢把柜子、箱子、袋子捆得紧紧的,锁得牢牢的。然而要是来个大贼,破门而入,扛着柜子,拎着箱子,提着袋子就跑。哈!他还生怕你绳索捆得不紧,锁扣锁得不牢。

智慧如此,道德也一样。有个江洋大盗就说:准确猜出室内所藏,是圣;抢先进去行窃,是勇;最后一个撤离,是义;知道能不能得手,是智;分赃时人人有份大家一样,是仁。道德吗?不道德吗?

显然,儒家伦理,墨家道德,是好人和强盗都用得上的,而且强盗还用得更好。难怪“圣人生而大盗起”,因为盗贼就是圣人培养的。

于是庄子得出结论——

圣人不死,大盗不止。[22]

这可真是惊世骇俗,一棍子把儒墨两家都打入十八层地狱。但庄子意犹未尽,还要追根溯源。他说,孔墨之所以跑出来冒充救世主,是因为世道人心大乱。因此,要想救世,就必须搞清楚人心为什么会变坏。

那么,是谁把人心搞坏了呢?

夏禹。在夏禹的时代,人人都用计谋,个个都害别人,还认为是替天行道,除暴安良。但夏禹“使民心变”,是因为帝舜“使民心竞”;帝舜“使民心竞”,又因为帝尧“使民心亲”。亲,就是爱自己的亲人。这是儒家伦理的人性基础,而庄子认为是祸根。

亲亲,怎么就不对呢?

庄子的逻辑是:有亲就有疏,有爱就有恨。因此,有尧时代的相互区别,就会有舜时代的互相竞争,禹时代的相互斗争。结果,“天下大骇,儒墨皆起”。

那么,罪魁祸首是尧?

不,是三皇五帝。因为尧也好,舜也好,禹也好,都是要治天下。而最早治天下的,是三皇五帝。因此,尽管黄帝治天下让人心纯一,但,有治必有乱,治为乱之源。有三皇五帝的治,就一定有尧舜禹和夏商周的乱,这就叫“名曰治之,而乱莫甚焉”。[23]

从尧舜禹到夏商周,就是一部自以为是、自作多情又自讨没趣的折腾史。折腾这么久,哪里还有救?

由此得出的结论是——无德才有德,不爱才有爱,越治越没治,越救越没救。也因此,你当真想要这世界好吗?那你就不要瞎折腾。

对!不救才有救。

事实上在庄子看来,一个好的天下,是不需要拯救,甚至也是不需要爱的。这就好比鱼儿,当它们生活在大江大海之中时,相互救助过吗?没有。只有当泉水干涸,鱼们一齐被困在陆地上时,才需要讲爱心,需要相互用湿气呼吸,用唾沫滋润,叫“相呴以湿,相濡以沫”(呴读如需)。这,又哪里比得上“相忘于江湖”呢?[24]

谁都不用管谁,才叫天下太平。

问题是,这可能吗?

可能,但没保证。因为谁都不能保证那泉水不干。没有人祸,还有天灾嘛!

但即便如此,庄子也不认为我们应该“担负起天下的兴亡”。相反,他的主张,是先救自己,后救别人,最后救天下,叫“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”。这句话,庄子虽然假借孔子之口说出,其实却是他自己的观点。[25]

庄子这样说,对吗?

对。事实上,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救不了,又怎么可能拯救别人,拯救天下?相反,如果每个人的门前雪都打扫干净了,还有他人的瓦上霜需要操心吗?

显然,只有首先尊重自己,才能尊重别人;首先爱护自己,才能爱护社会。不信你看那些江湖好汉,自己固然视死如归,别人的生命又何曾放在眼里?

因此,庄子还有一个观点:一个人,如果重视自己超过重视天下,爱护自己超过爱护天下,那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。我们甚至还可以为庄子补充一句:只有这样的人,才可以托付天下。

这也是杨朱和老子的观点。[26]

杨朱、老子和庄子,是道家“三剑客”。其中,杨朱是道家学派的开山鼻祖。老子(《老子》一书作者,下同)则承前启后,他那喷涌而出的思想,与其他思想交汇成两条河。一条沿着杨朱的方向奔流,形成狭义的道家学派,代表人物是庄子;另一条朝着相反的方向流淌,形成狭义的法家学派,代表人物是韩非。[27]

那么,前面的问题,韩非怎么看?

治国还须庶人剑

跟庄子和墨子一样,韩非也是既反对仁爱,又反对礼乐的。只不过,庄子喜欢讲故事,墨子喜欢讲逻辑,韩非则既讲故事又讲逻辑。

韩非讲的故事,最有名的是“矛盾”。

这故事说,有个楚国人,卖矛又卖盾。他先说自己的盾什么矛都挡得住,又说自己的矛什么盾都戳得穿。于是有人问:以子之矛攻子之盾,如何?那人傻眼。[28]

这就是“矛盾”一词的来历。

韩非,是矛盾论者。

但,这跟仁爱、礼乐,有什么关系?

也有两个故事,一个叫“秦伯嫁女”,一个叫“买椟还珠”。第一个故事说,秦国的国君嫁女儿,送了七十个盛装打扮的丫环作陪嫁。结果,晋公子喜欢丫环,不喜欢公主。第二个故事说,楚国的商人卖珍珠,用香木做成盒子,还要“熏以桂椒,缀以珠玉,饰以玫瑰,辑以羽翠”,结果郑国人买了盒子,退回珍珠。[29]

结论很简单:内容与形式是一对矛盾。

仁爱与礼乐,正是这样的关系。仁为礼之本,故仁爱就是内容,礼乐就是形式。一个人,不能卖矛又卖盾。因此,不能既要仁爱,又要礼乐。

那么,仁爱和礼乐,哪个好?

都不好。

韩非说,“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,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”。为什么?用不着!这就叫“其质至美,物不足以饰之”。相反,如果必须装饰,就说明它本质有问题。一个人长得丑,才要化妆;鱼虾不新鲜,才放佐料。这就叫“物之待饰而后行者,其质不美也”。[30]

结论又很简单:如果仁爱很好,何必要有礼乐?

所以,仁爱不是好东西。

仁爱不好,礼乐更加要不得,因为礼乐是用来给仁爱遮丑的。这样虚假骗人的玩意,怎么会是好东西?何况仁爱越是需要礼乐来装饰,岂非越是证明仁爱有问题?礼乐越是漂亮,则仁爱岂非越是丑陋?

虚假的美掩饰着真实的丑,这就是韩非眼中的礼乐与仁爱。于是,韩非就这样用他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论,逻辑地同时否定了仁爱与礼乐。

可惜这个逻辑前提是韩非的,不是孔子的。孔子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论者。在他看来,没有内容,形式就没有必要;没有形式,内容也无法表现。子贡就说,内容好比皮,形式好比毛,哪个可以不要?如果去掉毛,虎皮豹皮与狗皮羊皮,又有什么区别?[31]

儒家与法家,简直鸡同鸭讲。

不过,如果墨子再世,却会同意韩非。事实上墨法两家虽然根本对立,却相互同情,因为他们都是功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。只不过,墨子讲“天下之利”,韩非讲“军国之利”;墨子讲“庶民之用”,韩非讲“君主之用”。但主张讲功利,讲实用,则是一样的。[32]

那么,墨子为什么主张兼爱?

因为墨子认为兼爱管用。墨子说,只要做到“兼相爱,交相利”,诸侯之间就不战争,大夫之间就不掠夺,庶民之间就不残害,天下也就太平。[33]

所以,兼爱是必需的,礼乐则没有用。

韩非则认为,兼爱、仁爱、礼乐,都没有用。韩非说,儒家和墨家都鼓吹先王爱民如子。然而怎么样呢?人民照样犯罪,君王也照样杀人。这就怪了。那些人不是已经得到了慈父慈母般的疼爱吗?为什么还要犯罪?可见爱不管用。你爱他也好,不爱他也罢,他该犯罪,还犯罪。既然如此,那你爱他干什么?

爱不但没用,还误国。

韩非说,楚国有个良民,父亲偷了羊,他去官府举报,结果被官员杀死,罪名是“不孝”。鲁国有个孝子,因为家有老父,每次打仗都贪生怕死,结果孔子推荐他做官,理由是“仁孝”。楚国那个人,是忠于国家的,却背叛了父亲。鲁国那个人,是孝顺父亲的,却背叛了国家。这说明什么呢?说明国之忠臣,却为父之逆子;父之孝子,却为国之叛徒。仁爱孝悌,能要吗?不能!

何况仁爱也未必能够培养孝子。韩非说,一个浪子不成器,父母、乡亲、师长,爱他也好,训他也罢,他都置若罔闻。只有官府来抓他,他才乖了。为什么?害怕。让人害怕,比兼爱和仁爱都管用。[34]

还有一个故事,也能证明这一点。

这故事说,伍子胥逃出楚国,被守关的官吏捕获。子胥说,大王通缉我,是想要我一颗宝贵的珍珠,不过现在已经丢了。你要是把我送回国,大王问起来,我只好说珍珠被你私吞,你看着办吧!

结果,那守关之吏把伍子胥放了。[35]

由此可见,管用的不是什么爱,而是威胁利诱,严刑峻法。这就是韩非的剑。

毫无疑问,这是庶人剑。

韩非举起庶人剑,是一点都不奇怪的。因为韩非之所处,已是战国晚期。这时,历史已经从贵族和君子的时代,变成了平民和小人的时代。理想主义成为绝响,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才是主旋律。从商鞅到韩非,法家后来居上成为新时代的代言人,正是时代精神所使然。

然而理想主义从来就不可或缺。事实上,正是这些未必能够实现的理想,保证了中华文明不至于像亚述文明和罗马文明那样,随着帝国的崩溃而消亡。更有趣的是,孔子和孟子代表的儒家,墨子代表的墨家,杨朱、老子和庄子代表的道家,社会理想又各不相同。也正是这些不同的理想,包括韩非代表的法家主张,凝聚了华夏民族的集体智慧,体现出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。这是极其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,非常值得我们去追寻,去探讨。

那么,怎样的社会才是好的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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