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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章 谋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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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变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,万历十三年(1585年)开始变得明显,但时起时伏,1600年前后开始骤然加剧,崇祯一朝才达到灾变的高峰。整个气温的回暖一直到明朝灭亡以后的1650年左右才恢复。

极度的酷寒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,这导致了明朝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。先秦晋,后河洛,继之齐、鲁、吴越、荆楚、三辅,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。同时鼠疫也开始蔓延,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,明朝末年蔓延到了京畿地区,这直接导致了北京城的轻易被攻占。

长时间和高密度的灾害对于一个人口庞大的帝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,明末河南商丘人郑廉在《豫变纪略》一书中,对崇祯时河南全省灾害,作了详细的统计年表,阅后触目惊心。

“……崇祯3年旱。4年旱。5年大旱。6年郑州大水,黄河冰坚如石。7年夏旱蝗。8年夏旱蝗,怀庆黄河冰。9年夏旱蝗,秋开封商丘大水。10年夏大蝗,闰四月山西大雪。11年大旱蝗,赤地千里。12年大旱蝗,沁水竭。13年大旱蝗,上蔡地裂,洛阳地震,斗米千钱,人相食。14年二月起大饥疫,夏大蝗,飞蝗食小麦如割。15年怀庆地震,九月开封黄河决……”

《豫变纪略》还抄录了吕维祺给朝廷奏折的全文。吕氏曾任兵部尚书,退休在家,目击河南灾情严重、不吐不快。奏疏写于崇祯七年,字字沥血,不忍卒读。

黄来福的目光停留在了电脑上,历史上,创造了灿烂文明,但又饱经苦难摧残的大明朝并没有挨过1644年,虽然几年后灾难便逐步缓解并最终恢复正常,土豆和红薯等高产农作物也很快得到推广。自己的到来能改变大明朝的命运吗?

“……金秋十月,硕果飘香。10月29日,记者从五寨县有关部门获悉,五寨县秋收工作即将告捷,实现粮食生产连续4年大丰收,预计今年粮食总产可达2.2亿斤,较上年新增粮食5100万斤,同比增长30.4%,创历史最高水平……”

黄来福目光停在后世五寨县的一则报道中,慢慢的,他有了决定,就是在五寨堡优先发展农业,反正后世的五寨县也是农业大县。

虽说黄来福电脑中近现代工商科技资料很多,但联系到目前自己的实力情况和当时所处环境,黄来福还是决定先发展农业,这是自己目前条件所可以做的,五寨堡本来就以屯田为主。工商业当然也要发展,不过等到五寨堡军将们丰衣足食有了钱粮后再说。

优先以农为主,这是黄来福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。

未来的大明朝几十年内都将陷于小冰河时期,灾害频繁,粮食产量严重不足,经营农业可以说在未来几十年都非常有光明的前景,不愁没有市场。自己到时如果能解决五寨堡军户们吃饭问题的话,再以点带面,解决或是减缓大明朝粮食不足的问题,将是名利双收的结果。

况且,黄来福认为,在农业不稳定的时候,大力发展商业,并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,这方面,大明朝已经得到了深刻的教训。

大明朝末期,商业极度发达,特别是万历、天启、崇祯三朝时,海外贸易庞大,致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,不完全统计,明朝末期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高达五亿两以上。

只是如此多的白银大量涌入,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通货膨胀,各种商品的价格飞涨,粮价更是随之飞涨,贫富二极越发严重,造成了许多问题。

农业不稳定,粮食产量不足时,商业贸易的繁华,还会导致另一个问题。比如大明的产粮中心,江南一带的民众看到商业的好处,觉得种粮不划算,便将大片的田亩用于经济作物的种植,使粮食产量更是进一步下降,这就是所谓稻桑之类的争议。

本来大明朝北方几十年都陷于小冰河时期,粮食已经严重不足了,加上南方的粮食产量又年年下降,导致大明朝的粮食更为匮乏,粮价更是节节攀升,粮价飞涨又带动所有物品上涨,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,加剧了社会矛盾。

这就是典型的无农不稳。

农业不稳,百姓没有粮食,再繁华的商业也是无根的浮萍,风一吹就倒。所以说,在古代那极低的粮食生产力面前,加上灾害频繁,落后的交通。中国几千年的“重农抑商”政策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大明朝后期商业再发达,也拯救不了因农业崩溃而带来的社会崩溃,反火上浇油似的增加了不少不稳定的因素。

况且,还有一点,明末的商业发达,白银的大量流入,并没有给国家财政带来什么好处。国家的财政,依然拮据。因为这其中的贸易红利,基本上都给那些大商贾和文人官员们瓜分了。小民和政府,反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。

一方面,大明的立国本是以一个以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社会,在财政收入上,向来以一个简朴的小农社会为参照物。这种从小农社会出发而制定的各种制度,包括财政制度,很难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,官员们普遍没有应付各种环境变化的能力。

这些文人官员对于民间经济的发展或衰退,往往感到隔膜,两眼一摸黑,无从下手。更不要说面对商业社会那各种复杂的变化了。自然,国家的税收和预算也就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了。大明朝很多官员根本意识不到社会商业财富的变化,根本没有在商业方面增税加税的概念,只会惯性地盯在可怜的农民身上。

另一方面,在大明朝后期,整个国家经济重心已经向工商业转移,而此时,文官集团已经和商贾们相互勾结,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文官集团就是商贾的代言人,他们瓜分了大量的商业贸易红利,如果朝廷和皇帝想起来要从商业方面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,就会受到文官集团们的疯狂阻挠。

挺住他们阻挠的,比如说万历帝,就因三饷加派,开矿榷税,开增商业税。被文官集团、大商贾们,加后来别有用心的鞑靼人御用奴才合伙痛骂。

说实在,三饷加派,黄来福是不赞成,这是加重农民的负担,本来他们负担就重了。但开矿榷税,开增商业税,黄来福却是赞成的。

商人和文人当时占有了国家90%的财富,纳点税又怎么啦?都是国家公民,你商人和官员就没有纳税的义务,一定要将负担全压在农民头上?虽说开矿榷税时造成了一些商人的伤害,但两害相权取其轻!让商人哭,总好过让农民哭。商人哭闹,国家只是小乱,农民哭闹造反,国家则有亡国之祸。

这点在崇祯皇帝身上表现得很明显,崇祯皇帝就是因为受到文官集团们的忽悠,大力减免商业税,将国家税收负担大部分转嫁到小民身上,使富者越富,穷者没有活命的机会。虽得到了某些文人明君的称号,不过也更加大了社会矛盾,加速了亡国的步伐。

最后崇祯皇帝国灭身死,而那些为了私利而忘大义的文官们和大商贾们,也没得到什么好结果。不是死在李自成等流寇的刀下,就是死在胡虏的刀下,再不就是搞个金钱鼠尾猪尾巴,做个奴才顺民。他们辛苦积攒的财富,少则数万两,多则数十万两,百万两白银,也尽成了他人的财富,或是化成了尘土。所谓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就是这个道理。

所以说,在农业不稳,粮食不足,国家财政制度又不合理之前,商业越繁华,或许带来的负面效果就更大。

而反过来说,如果农业发展了,粮食富足,人民的需求丰富多样了,工商业贸易也就自然发展。此时商业的发达,就是想抑止也抑止不了。而且此时的商业将会和农业良好地结合起来,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。

放眼世界,也皆是如此。典型的如当时17世纪,18世纪时的英国。

一般认为英国的农业革命导致了工业革命。在当时,英国与欧洲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巨大需求,导致了英国私人和国家的圈地运动,大租地农场的经营方式在英国农村占据了绝对优势。这种大租地农场的经营方式,极大地促进了英国农业的发展,英国的农业黄金时代到来。

而英国的农业革命又为工业革命的开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。它不仅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必需的粮食和原料,还造就了一支自由劳动力大军和广阔的国内市场,而且也为工业革命积累了雄厚的资本。

最后,英国农业的发达,加快了英国商业的繁华发展,二者相互融合与促进,当发展到一定程度,生产力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时,自然就要改进相关技术,于是以机器为主的工业革命就开始了。

近代英国的发展史,是比较成功的一段历史,黄来福希望从他人国家的成功发展史中,吸取对自己和国家有用的东西。当晚,他一直在查看相关的资料,直到电脑电力不足,这才依依不舍地去睡觉。

而当晚,他也盘算好了未来的发展大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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